陈元泰

    齐贤，又名下方桥，是绍兴丝绸之乡，尤以产缎著称。
    早在明末清初，下方桥一带即有在杭州丝绸机坊打工之乡民回家自成机户，以蚕丝为原料，用简易土机织造“栏杆”（绸腰带，阔寸半，用作官服镶边）。后以木机替代土机织造绸缎，织机上方装置笼头，可由人工提花织成花缎。缎子，俗称“熟货”，即先炼丝后织造，经丝纬丝均须打线，织成后的缎面紧，密厚实，挺括光滑。缎子原为皇室内廷之物，故有“贡缎”之称，后渐为一般官贵人家所用。缎子有素缎、花缎之分，素缎又分玄色、品兰、大红、元青、常青、大灰等多个品种，皆因色而名。花缎之花样，因用途或习俗而异，有松鹤，梅、兰、竹、菊、福、寿、喜字，还有凤采牡丹、花卉飞鸟等图案。
    据《中国经济志》记载，下方桥缎子始产清道光年间（1821—1850），首创者为当地陆氏，曾供职于京师，睹宦显绅商多的服缎为荣，颇有供不应求之势，其时，杭州织造公署极具官气，不擅贸易，陆氏因于下方桥设机织造，经运京师倾销，获利数倍，由是业者日繁，创造地域扩至邻近山头、兴浦、阳嘉龙、西徐巷、山南、陶里、八字桥、马迴桥等村落。
    辛亥革命后，杭州省立中等工业学校开办“机织传习所”，向各地职工传授新式织机操作技能。新式织机从日本引进，铁木结构，与传统木制花机的最大不同是改进了开口机构，提花不再由人工提升，而是由一套提花机械控制（俗称花机笼头），织造效率相当于原来的四倍，还省去挡车人工。下方桥厂坊在这批机织传习所毕业生的影响下，首先购置使用新式织机，不久其他地区相继普及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山南村瑞云祥率先用日本进口人造丝作纬丝，交织成花缎，称之“摩登缎”。初始，同业担心降低缎品质量，影响下方桥缎品信誉，曾一度群起而抵制，嗣经试销，因其缎面光彩艳丽，颇合妇女心理，产品一路畅销，风行市上，各厂坊才纷纷相应仿造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瑞云祥绸厂又率先自备发电机，使用电动织机，生产效率空前提高，稍后，周边较有经济实力的二十余家绸厂相继跟进。而一般小型机户，因财力所限，仍用人力织机。随着设备革新，技术进步，产量猛增。据民国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，1929年下方桥一带绸缎厂坊发展至3850户，织机7420台，职工11610人，年产缎20.21万疋。较大的绸厂有益昌佩、吴顺兴、瑞云祥、元泰韩、泰昌、承余、乾昌、天生、广昌、益兴、振亚等，织机均在20台以上，多的则达百余台。还有为绸厂、机坊整经的摇坊（料房）达500多家，染坊10余家，职工3000多人，时为绸缎业鼎盛时期，当时下方桥，机纡之声，比屋相闻；各地商贾云集水乡小镇，杭州、绍兴绸庄50多家在此设点，竞相收购缎品，下方桥成为绍兴缎品织造贸易之中心。绸缎业带动街衢商业兴起，酒肆茶楼、餐饮旅业比肩林立，载人载货小划船穿梭往来，顿见一派繁华景象。
    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致使东北及华北时局加剧动荡，销路受阻，绸缎业开始滑坡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下方桥减至机户1900户，织机2350台，产缎51700疋，为最高年分的四分之一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“七·七”事变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绸缎业严重受挫。绍兴沦陷后，兵荒马乱，绸缎业主转移或隐埋织机等设备，生产全部停歇。抗战胜利后，有所恢复，但起色不大，下方桥复业的仅有“两厂田坊”，即益昌佩、振亚绸厂，沈宝传、沈宝生、俞金土、沈锦云机坊，加上附近周边零星散户，共有织机800台，年产缎类等织品3万米左右。至解放前夕的1945年，产缎20万米，仅占鼎盛时期的百分之五。
1949年解放后，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，下方桥绸缎业得到恢复和不断发展，不仅有地方国营、二轻系统的丝绸厂，又兴办一批镇属、村属丝绸厂，产品远销日本、苏联（俄罗斯）、东欧各国。
    此后，化纤织布的兴起，逐渐替代蚕丝绸缎，下方桥绸缎才退出历史舞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