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县、乡两级人大代表中，不少人会有这样一种认识：在人大会议上，选举正职领导人员用等额选举办法，副职领导人员用差额选举办法。其实这是不正确的。
    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：“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、秘书长，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，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，人民法院院长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，进行差额选举；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，也可以进行等额选举。”这里非常明确，“一般情况”应当是差额选举。但为何基层代表中会有这样的误解？主要是因为，实际选举中绝大多数正职领导人员只有一名候选人，都是等额选举；更有甚者，有些地方在起草选举办法时，把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抛至脑后，直接规定采取等额选举办法，这就增加了部分代表的误解。
    地方组织法把差额选举作为基本原则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坚持和扩大差额选举是我们改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、扩大政治民主、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措施，长期忽视和实际搁置“差额选举”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后果。
    等额选举容易产生“唯上”干部。什么样的选拔机制，就产生什么样的领导干部；由上级指定任命的选拔机制，就产生“唯上”干部；由群众海选的选拔机制，就产生“唯下”干部；由上级考察和基层选举有机结合的机制，就产生“既对上负责又注意对下负责”的干部。等额选举，虽说不是直接任命，但因为候选人实际上是上级最后确定的。这样选出来的干部，对上级而言，毫无疑义是“听话”的。但这些干部的实际领导能力如何，有没有群众基础，民主作风和处理群众问题的能力强不强，基层和群众是不是真正认可，就很难说。等额选举产生的干部，优点是比较听上级的话，缺点是容易忽视群众的实际利益。
    等额选举弱化了干部领导群众的能力。等额选举，容易导致干部眼睛只向上而不向下，只服从上级领导而不太关心群众，当上级意图与群众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，会不顾一切地执行上级命令，而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、高兴不高兴。这种干部，久而久之必然严重脱离群众，严重弱化领导群众的能力，甚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，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，多种利益体的产生，社会矛盾的日益多元化，群众工作越来越复杂，“维稳”任务异常艰巨。这种新形势，要求我们领导干部有更强的群众观念，有更高水平的公正公平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。因此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差额选举，增强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和群众观念，提高领导干部处理群众问题的能力，应当是目前重点要探索的课题。
    等额选举不利于“自下而上”的监督。缺少监督，这是现有政治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，目前尤其缺少“自下而上”的监督。等额选举客观上容易产生“干部是上面定定的”的感觉，这必将进一步减弱下级和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。虽然，上级的监督也是很管用的，许多干部腐败问题的查处，都有上级的支持。但由于社会的复杂性，领导干部的许多方面，下级、同级比上级更清楚。现在不是产生不少“带病提拔”的干部吗？原因就是有些问题上级看不到，下面又监督不了。实际上，一名领导干部能否真正为群众办事、工作是否得民心，基层群众是最清楚的。如果在干部选拔上，真正实行“差额选举”（而不是陪选式的、形式主义的差额选举），必将有利于加强“自下而上”的监督，有助于把好干部质量关。
    今年7月23日，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其中指出：“新形势下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、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，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、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。”他又强调，“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，坚定理想信念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积极发展党内民主，深入开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……”如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如何积极发展党内民主，如何深入开展干部人事体制改革，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。本文认为，可以把全面推行差额选举制度作为扩大党内民主、开展干部人事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。
    当然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差额选举，不仅有大量工作要做，而且不少同志会有种种顾虑，其中最大的一个顾虑是：党会不会丧失对领导干部的实际控制权，从而使党的领导“架空”呢？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，但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。现在所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，都是经过党组织考察通过的。今后，这种做法仍然要坚持，只不过考察通过的对象从等额选举的一名，扩大到差额选举两名或者更多（换言之，凡列为差额选举的候选人，都必须经过党组织认可），让下级和人大代表真正有部分选择权。当然，对于不称职的领导干部，党组织还可以用其他多种办法调离或者撤换。
    总之，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，既能体现党的领导，又扩大了政治民主，还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念、民主作风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，而且完全符合法律精神，应当进行探索。

“辞职”还是“免职”

    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，在人代会闭会期间，副县长因工作调动等正常原因（没有犯错误的）去职（下同），一般采取两种形式：一种是由县长提出免职议案，由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；一种是副县长自己提出辞职请求，也由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。对于什么情况下采取“辞职”、什么情况下采取“免职”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。于是，最近一些地方进行研讨，一个观点是：凡县人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副县长，应以“辞职”为妥；凡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副县长，应以“免职”为妥。这些观点，按照任免对应的原则，当然有一定道理。但本文认为，上述观点只是理论探讨，没有法律依据。
    首先，地方组织法并没有明确规定，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副县长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去职，必须由副县长自己提出辞职，交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；也没有规定，凡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副县长，不能以辞职方式去职，只能由县长提出免职议案，交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。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，一些地方依法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去职是完全允许的。
    其二，凡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副县长一律采取“辞职”方式，具体操作也会遇到一些困难。如果遇到个别副县长自己不愿辞职怎么办？这种情况，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能出现。因此，法律没有死板地对“免职”和“辞职”作出具体规定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    其三，本文认为，采取“辞职”或者“免职”方式，决定权应当在“提出者”，即如果县长提出副县长免职议案，县人大常委会就应当采取“免职”表决；如果副县长自己提出“辞职”请求，那么县人大常委会就应当进行“辞职”表决。这是因为，对副县长的去职表决，县人大常委会只是“决定”是否同意，而不必对“辞职”还是“免职”方式作硬性规定。
（县人大工作研究会供稿）